生平

童年和早年（1881-98）

 

巴托克1881年3月25日出生于匈牙利王国的巴纳提安镇（今罗马尼亚的Sânnicolau Mare）。他父亲一系是来自Borsod地区的匈牙利低等级贵族家庭，祖母是本耶夫奇族（Benjevci）的天主教徒，但自称匈牙利人。巴托克的父亲名字同样是贝拉。巴托克的母亲保拉（Paula）（原名Voit）有着德国血统，但能说流利的匈牙利语，是图洛圣马丁地区（Turócszentmárton，现为斯洛伐克的马丁地区）的本地人，她同时还拥有匈牙利和斯拉夫血统。

 

贝拉在少儿时期就展现出了杰出的音乐才能：据他的母亲说，在学会说完整的句子之前，贝拉就可以区分她在钢琴上弹奏的不同舞曲节奏。到四岁时，他已经能够弹奏40首钢琴曲，而他的母亲也于次年开始正式教授他钢琴演奏。

 

贝拉年少体弱多病，由于接种了有问题的天花疫苗，五岁之前患有严重的湿疹，由此导致的面容受损使他总是刻意回避人群。 1888年，在他七岁时，父亲（一所农业学校的校长）突然去世。随后他的母亲带着贝拉和他的妹妹埃尔兹贝特居住在纳吉苏斯（今乌克兰的Vynohradiv），然后搬至普莱斯堡（今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11岁时，贝拉就在纳吉苏斯举行了他的第一次公开演奏会，并受到广泛好评。他演奏的作品包括两年前自己的第一首作曲：一小段名为《多瑙河之路》的乐章。此后不久，埃克尔·拉斯洛便收他为徒。

 

音乐生涯早期（1899年至1908年）

 

巴托克在1899年9月9日的高中毕业照片上的签名

 

从1899年到1903年，巴托克在李斯特·费伦茨（Franz Liszt）的学生托曼·伊斯特万（István Thomán）指导下学习钢琴，并在任教于布达佩斯的皇家音乐学院的科斯勒·雅诺什（János Koessler）门下学习作曲。他在那里遇到了柯达伊·佐尔坦（Zoltán Kodály）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从此成为了同事和一生挚友。 1903年，巴托克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主要管弦乐作品《科舒特》，这是一首向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英雄科舒特·拉约什致敬的交响诗。

 

巴托克在1902年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交响乐（Also sprach Zarathustra）布达佩斯首演上第一次听到了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音乐，这对他的早期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4年夏天，巴托克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基贝德地区度假时听到了一位年轻的保姆莉迪·多萨为她所照顾的孩子们唱歌并深受感染，这激发了他毕生对民间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从1907年开始，巴托克还受到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影响，其作品是柯达伊从巴黎带回来的。彼时巴托克的大型管弦乐作品仍然采用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和理查德·斯特劳斯的风格，但他同时也创作了许多短的钢琴作品，这表明他对民间音乐的兴趣与日俱增。最早显示出这种兴趣的作品是《未成年人》中的弦乐四重奏（1908年），其中就包含了大量民间元素。他在皇家学院任钢琴教授后就可以无需在欧洲以钢琴家身份巡回演出，而是专心在匈牙利工作。他的著名学生中包括了弗里茨·雷纳（Fritz Reiner），乔治·索尔蒂爵士（Sir Georg Solti），杰尔吉·桑多（GyörgySándor），恩诺·洛格（ErnőBalogh）和莉莉·克劳斯（Lili Kraus）等。 巴托克在移居美国后还教授了杰克·斌森（Jack Beeson）和弗雷特·阿克（Violet Archer）。

 

1908年，他和柯达伊到乡村去收集和研究古老的匈牙利马扎尔（Magyar）民间旋律。他们对民间音乐的兴趣也与当时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兴趣相吻合。研究中他们取得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发现。匈牙利马扎尔民间音乐以前曾被归类为吉普赛音乐，最经典的例子是李斯特·费伦茨（Franz Liszt）以当时吉普赛罗曼人乐队流行歌曲为基础创作的著名的《匈牙利狂想曲》。与此相反，巴托克和柯达伊发现，古老的马扎尔旋律是基于五音阶，与中亚、安纳托利亚和西伯利亚等亚洲民间音乐传统极为相似。

 

巴托克和柯达伊很快就着手将马扎尔民间音乐的元素纳入他们的作品。他们经常逐节引用民歌旋律，并写出完全源自真实歌曲的作品。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创作的名为《为孩子们》的钢琴独奏谱集，其中包含了配伴奏谱的80首民谣。巴托克艺术音乐作品的风格是民间音乐、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他的和声和旋律深受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地区民间音乐的影响。他对保加利亚民族音乐中不对称的舞蹈节奏和不均衡的和声由衷喜爱。其大多数早期作品都融合了民族主义和后浪漫主义元素。

 

中年时期和音乐生涯中期（1909–39）

 

个人生活

1909年，巴托克在他28岁时迎娶了16岁的齐格勒·玛尔塔（Márta Ziegler，1893-1967）。他们的儿子巴托克·贝拉·三世（Béla Bartók III）也于次年出生。在一起生活将近15年后，巴托克于1923年6月与玛尔塔离婚。离婚两个月后，他与钢琴家帕斯托利·蒂塔（Ditta Pásztory，1903-1982）结婚，求婚时巴托克42岁，蒂塔19岁。他们的儿子皮特（Péter）于1924年出生。

 

虽然巴托克以天主教徒的身份长大，但成年后他成为无神论者，随后又被一神论吸引，并在1916年公开自己的一神论信仰。尽管巴托克不是传统的宗教信仰者，但根据他的儿子巴托克·贝拉三世描述，“他是一位自然爱好者，他总是崇敬地提及自然界的奇迹。”成年后，贝拉三世（Béla III）也成为匈牙利一神论教会的编外主席。

 

歌剧创作

1911年，巴托克创作了他唯一的歌剧《蓝胡子的城堡》（Bluebeard's Castle），专门献给他的妻子玛尔塔。他以此作品参加里匈牙利艺术委员会的评奖，但是遭到了委员会的拒绝，理由是不适合舞台表演。1917年，巴托克对该作品进行了修改并于1918年首演。在1919年他积极参加革命，迫于霍尔蒂（Horthy）政权的压力，他从歌剧中删除了自由主义者包拉什·贝拉（Béla Balázs）的名字，因为包拉什是已被列入黑名单的犹太血统，巴托克也因此离开匈牙利前往维也纳。在他移居之前，《蓝胡子城堡》仅在1936年有过一次重演。巴托克一生致力于弘扬匈牙利民族、人民和文化，但他从未对政府或官方抱有太大的忠诚。

 

民间音乐与作曲

 

巴托克·贝拉用留声机录制了佐伯德拉什地区（Zobordarázs，斯洛伐克语：Dražovce，今天是斯洛伐克尼特拉地区的一部分）农民演唱的斯洛伐克民歌。[22]

 

在对匈牙利艺术委员会的评奖感到失望后，巴托克在两到三年内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创作，而是更愿意集中精力收集和整理民间音乐。他发现留声机因其准确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而可以成为收集民间音乐的重要工具。[23]他首先在喀尔巴阡盆地（当时的匈牙利王国）采风，并在那里收集了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民间音乐。他同时还造访了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阿尔及利亚（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他停止了采风，并受德彪西的影响重新开始了作曲，包括芭蕾舞剧《木王子》（1914–16）和《第二弦乐四重奏》（1915–17）等作品。

 

巴托克的另一部芭蕾舞剧《神奇的满大人》的歌词受到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阿诺德·斯科恩伯格（Arnold Schoenberg）和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影响。虽然创作始于1918年，但是由于作品中有关卖淫、抢劫和谋杀的内容，使得这部作品直到1926年才登上舞台。接下来他创作了两首小提琴奏鸣曲（分别写于1921年和1922年），这些奏鸣曲在和声和结构上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为复杂的。

 

1927–28年，巴托克创作了第三和第四弦乐四重奏，他的作品也展现出更为成熟的风格。这一时期的著名例子是《弦乐、打击乐和钢片琴乐曲》（1936年）和《弦乐团嬉游曲》（1939年）。第五弦乐四重奏于1934年创作，第六弦乐四重奏组（他的最后一首）于1939年创作。1936年，他前往土耳其，与土耳其作曲家艾哈迈德·阿德南·赛贡（Ahmet Adnan Saygun）合作，主要在阿达纳地区（Adana）附近收集和研究当地民间音乐 [24] [25]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在美国的晚年（1940–45）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欧洲政治局势恶化，巴托克越来越倾向于逃离匈牙利。他坚决反对纳粹，反对匈牙利与德国联手以及三方协定下的轴心国。在1930年代初纳粹执政后，巴托克就拒绝在德国举办音乐会，并同当地出版商关系破裂。他的反法西斯政治观点给他在匈牙利的立足带来了很多麻烦。在他把手稿寄向国外后，巴托克于同年10月与妻子蒂塔费尽周章地移民到了美国。他们于1940年10月29日至30日晚上从里斯本乘汽轮抵达纽约并定居下来。在1942年他们的小儿子巴托克·彼得也搬至父母处，并加入了美国海军，在战争的余下时期他曾在太平洋服役，后来定居在佛罗里达，成为了一位录音和声音工程师。他第一段婚姻的大儿子巴托克·贝拉三世（Béla Bartók III）则留在了匈牙利，后来担任铁路官员，直到1980年代初退休。

 

尽管在去世前不久巴托克于1945年成为了美国公民，但美国从未给他家的感觉。在最初一段时间他发现很难进行创作。尽管他在美国以钢琴家、民族音乐学家和教师身份而闻名，但他在作曲家方面的成就却并不为人所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美国人对他的音乐几乎没有兴趣。尽管市场需求不大，他和他的妻子蒂塔还是举办了一些音乐会。[需要引证]在匈牙利已经录过唱片的巴托克来美国后也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制了唱片。其中许多录音（有些配有巴托克的原声介绍）后来都以LP和CD方式发行。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基金的支持下，巴托克和蒂塔数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进行了大量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间歌曲收集工作。巴托克在美国头几年经济较为拮据，后因版权费用、教学收入和巡演收入而得到缓解。尽管其财务状况一直不稳定，但他并没有受困于贫穷。他有足够的朋友和支持者，确保其有足够的金钱和工作可以维持生计。巴托克是一个骄傲的人，他不轻易接受慈善捐款。尽管时而捉襟见肘，但他仍然经常谢绝来自朋友们的现金救济。他虽不是美国作曲家、词作家或音乐出版商协会（ASCAP）的成员，但该协会依旧为他支付了生命中最后两年的医疗费用，也得到了他的勉强同意。他身体的第一个症状出现在1940年末，当时他的右肩开始显示出僵硬的迹象。 1942年症状逐步加重，他开始经常性地发烧，医学检查也并未诊断出潜在的疾病。最终在1944年4月，他被确诊白血病，但是当时的医疗也已经无能为力。

 

尽管身体在缓慢衰竭，巴托克却爆发出更加强大的创造力，他创作了最后一批杰出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小提琴家约瑟夫·锡吉蒂和指挥家弗里茨·雷纳（自从成为其在皇家学院的学生以来，雷纳就一直是巴托克的挚友）。 巴托克的最后一部作品应该是受指挥家塞吉·库塞维茨基（Serge Koussevitzky）委托而完成的管弦乐队协奏曲《六号弦乐四重奏》。 1944年12月，库塞维斯基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对该作品进行了精彩的首演。协奏曲迅速成为巴托克最受欢迎的作品，尽管他没能亲眼见证其影响力。

 

1944年，他还受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委托创作独奏小提琴奏鸣曲。 1945年，巴托克谱写了他优美的，几乎可以称作新古典主义的作品《三号钢琴协奏曲》，作为42岁生日礼物送给了他的妻子蒂塔，但遗憾在其生日前一个多月巴托克就不幸去世，该作品也没有最终完成。他还计划创作中提琴协奏曲，该作品在他去世时才刚刚开始创作，因此仅留下中提琴部分和管弦乐部分的草稿。

 

巴托克·贝拉的肖像被印在匈牙利1,000福林面值钞票上（1983年至1992年间印刷；现已不再流通）。

 

巴托克·贝拉于1945年9月26日在纽约市一家医院因白血病（特别是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并发症去世，享年64岁。他的葬礼只有十人参加。除了他的遗孀和他们的儿子，出席的还有作曲家捷尔吉·山多尔（György Sándor）。

 

巴托克的遗体最初被安葬在纽约州哈茨代尔市的芬克里夫公墓。在1980年代末匈牙利共产主义末期，匈牙利政府与他的两个儿子贝拉三世和彼得一起，请求将他的遗体运回布达佩斯埋葬，匈牙利也为他举办了国葬。 1988年7月7日，他被重新葬于卡斯特里公墓（Kasréti Cemetery），与妻子蒂塔遗体相邻，后者于1982年去世，比巴托克的诞辰100周年晚了一年。

 

巴托克最后两个未完成的作品后来由他的学生塞尔里·蒂博尔（Tibor Serly）完成。捷尔吉·山多尔是1946年2月8日举行的第三钢琴协奏曲首演的独奏者。后来由遗孀蒂塔演奏并录制了唱片。 中提琴协奏曲是由巴托克的儿子在1990年代修订和出版的，这个版本可能更接近他父亲的创作本意。 巴托克·彼得与阿根廷音乐家纳尔逊·德拉马焦雷（Nelson Dellamaggiore）合作，重印和修订了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旧版本。

 

雕像

 

• 巴托克雕像立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大广场。
• 在伦敦肯辛顿地铁站以南，悉尼广场7号以北的伦敦马尔文法院外，立着一座巴托克雕像。 另外在悉尼广场7号（巴托克曾在此演出）于1997年为他设立了英国传统蓝色纪念匾。
• 位于布达佩斯Csalán街29号的山顶别墅前安放着他的雕像，巴托克在这里度过了他在匈牙利的最后八年时光。现在该房屋作为巴托克·贝拉纪念馆（Bartók Béla Emlékház）对外开放。
• 巴托克的半身像安放在他最后一处住所，位于纽约市第五十七街309W号，匾额上刻着：“伟大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贝拉/（1881-1945）/在此定居/晚年住所”。
• 他的半身像安放于土耳其安卡拉安卡拉州立音乐学院的前院，紧靠曾一起共事的作曲家艾哈迈德·阿德南·赛贡（Ahmet Adnan Saygun）的半身像。
• 雕刻家伊姆雷·瓦尔加（Imre Varga）于2005年创作了巴托克青铜雕像，安放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布洛街西273号皇家音乐学院的前厅里。
• 位于法国巴黎塞纳河畔的布拉柴维尔广场26号，巴托克·贝拉广场公园的雕像，由雕刻家伊姆雷·瓦尔加创作，。
• 值得注意的市，在同一公园里安放有他对和声音阶研究的抄本雕塑，是由让·伊夫·莱切瓦列尔（Jean-Yves Lechevallier）在1980年设计的喷泉雕塑。
• 匈牙利雕塑家贝克·安德拉什（András Beck）的表现主义雕塑，安放于在巴黎第16区的亨利-柯丽特广场。
• 他的雕像也屹立在罗马尼亚特尔古穆列什（TârguMureș）市中心。

 

音乐

 

更多信息：贝拉·巴托克的作品目录和贝拉·巴托克的独奏钢琴作品目录

 

巴托克的音乐反映了20世纪音乐改变方向的两个重要趋势：在过去的200年中为作曲家服务的全音阶和声系统的崩塌，以及民族主义作为音乐灵感源泉的复兴。这一趋势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作曲家米哈伊尔·格林卡（Mikhail Glinka）和安东尼·德沃夏克（AntonínDvořák）。在寻找新的音调形式时，巴托克转向匈牙利民间音乐，以及喀尔巴阡盆地甚至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的民间音乐。他也因此对利用民间音乐和技术的现代主义潮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音乐中的一种典型风格是夜曲，在作品成熟时期他主要将其应用于多律动合奏或管弦乐作品的律动。其特点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刻意不和谐，为自然之声和孤独的旋律描绘出背景”。其中一个例子是他的《弦乐、打击乐和钢片琴乐曲》中的柔板第三律动。他的音乐可以根据其人生的不同阶段做出大致的分类。

 

早年（1890–1902）

巴托克青年时期的作品以古典和早期浪漫主义风格为主，同时受到流行音乐和吉普赛音乐的影响。在1890年至1894年（9岁至13岁）之间，他创作了31首带有相应编号的钢琴作品。尽管大多数都是简单的舞曲，但在早期作品中，巴托克就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更高级的处理，例如他演奏的十章作品《多瑙河之路》（A Dunafolyása，1890-1894年）。该作品在1892年首次公演。

在天主教语言学校里，巴托克研究了《从巴赫到瓦格纳》的作曲家乐谱，之后他的作品风格和质量不断提高，并与舒曼和勃拉姆斯的风格相类似。在1890年进入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就读后，他几乎没有进行作曲工作，转而开始进行编排练习，并对瓦格纳的歌剧有了充分的熟悉。 1902年，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音乐强烈激发了他的创造力，根据巴托克的说法，“施特劳斯的音乐诗《扎拉图斯特拉》最大化地激起了我的热情”“终于我看清了面前的音乐发展方向”。 巴托克还将交响诗《英雄的生涯》（A Hero's Life）改编成钢琴曲，并流传于世。

 

新影响（1903-11）

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巴托克于1903年创作了交响诗《科舒特》（Kossuth），这是一部用十个章节描绘1848年匈牙利独立战争画面的作品，也反映出作曲家对音乐民族主义兴趣的日益浓厚。一年后，他以《钢琴及交响乐狂想曲》（Rhapsody for Piano and Orchestra）作为1号作品，开始对其作品进行重新整理和编号。在民族主义热情和渴望超越前辈作曲家影响力的驱使下，巴托克开始了对民间音乐的毕生热爱，这是由他听到一位年轻保姆的哼唱而引发的——多萨·莉迪（Lidi Dósa）于1904年在匈牙利度假胜地演唱了特兰西瓦尼亚民歌。由此巴托克开始收集匈牙利马扎尔民间旋律，后来扩展到喀尔巴阡盆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卢森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等民族的民间音乐。他的作曲中逐渐减少了浪漫主义元素，转而采用一种将民间音乐作为固有和必不可少元素的风格。

 

在晚年间，他在讲述民间音乐和艺术音乐的融合时曾这样说：“民间音乐被接受并转化为现代音乐的方式是什么？例如，我们可以接受一些传统不变的，或者仅是略有变化的民间旋律，为其伴奏，并可能加上一些开头和结尾的旋律。这种工作类似巴赫对颂歌合唱的某些处理方式。 ...另一种方法是：作曲家没有真正地利用民间旋律，而是发明了某些模仿这种旋律的方法。此方法与上述方法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 ……还有第三种方式……在音乐中找不到直接的或者模仿的民间旋律，但整个作品弥漫在民间的音乐氛围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他完全吸收了民间音乐的养分，这已成为他自己的音乐母语。”

 

巴托克于1907年首次结识了德彪西的音乐，并对其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在1939年的一次采访中，巴托克说：“德彪西对音乐的伟大贡献是唤醒所有音乐家对和声及其可能性的认识。在这个领域，他与贝多芬同样重要，后者向我们揭示了渐进形式的可能性，也与巴赫一样重要，后者向我们展示了对位的超然意义。现在我一直在问自己：是否有可能对这三位伟大的大师进行融合，从而形成适应时代的生动作品？”

 

德彪西对巴托克的影响展现在《十四首钢琴小品》（1908年）中。 这些作品使费鲁奇奥·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惊呼：“终于有了真正的新东西！” 直到1911年，巴托克创作的作品风格较以往大相径庭，从守旧到浪漫主义风格，从民歌编曲到现代主义歌剧《蓝胡子的城堡》，不一而足。他的作品鲜被接受，这使他在1911年后专注于民间音乐研究，并几乎放弃了除整理民间音乐之外的其他创作。

 

新的灵感和实验性作品（1916–21）

 

1915年夏天，与贡布西·克拉拉（Klára Gombossy）的接触令巴托克感到激情澎湃，颇受鼓舞，消除了他对作曲的悲观态度。这段有趣的经历直至丹尼斯·迪勒（Denijs Dille）在1979至1989年对其艺术生涯进行研究之前都不被世人知晓。巴托克由此再次开始作曲，完成了包括《第14号钢琴组曲》（1916），《神奇的满大人》（1918）和《木刻王子》（1917）在内的一系列作品。

 

巴托克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结局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个悲剧。他热爱的那些曾属于匈牙利的地区都分崩离析：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他出生的地方）和他母亲居住的波若尼。此外，匈牙利与奥匈帝国其他继承国之间的紧张的政治关系也不允许他在匈牙利境外进行民间音乐研究。 在此期间，巴托克还于1920年创作了引人注目的《即兴匈牙利民歌八首》，并在他第二次结婚的1923年写下了阳光明媚的《舞蹈组曲》。

 

“东西方的交融”（1926–45）

 

1926年，巴托克需要创作一部重要的钢琴和交响乐作品，从而在欧洲和美国进行巡回演出。在编写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准备过程中，他为钢琴独奏创作了奏鸣曲《门外》和《九首钢琴小品》。他变得愈发成熟，更清晰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他最后一个时期的音乐风格被称为“东西方的交融”，很难用一个现有术语去定义。在巴托克的音乐成熟期，他创作的作品相对较少，但其中大多数是大型作品。只有他的人声作品具有标题，他的后期作品常常遵循古典音乐形式。

 

在巴托克最重要的作品中包括有所有六个《弦乐四重奏》（1908、1917、1927、1928、1934和1939），《世俗康塔塔》（Cantata Profana ，1930年，巴托克称其为自己的 “信条”作品），《弦乐、打击乐和钢片琴乐曲》（1936年），《乐队协奏曲》（1943年）和《第三钢琴协奏曲》（1945年）。他为年轻学生的音乐学习做出了长足的贡献：他为其子彼得的音乐课程编写了共六册的《小宇宙》钢琴分级教程。

 

音乐分析

 

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列出了1920年代后期以来巴托克音乐最突出的特征，即喀尔巴阡盆地和欧洲艺术音乐的影响以及他对音乐调性不断变化的态度，但并未使用传统和声体系中的大调和小调。

 

尽管巴托克在其著作中声称自己的音乐总是具有调性，但他却很少使用和弦或音调音阶，因此音调理论的叙述也并未被过多使用。 乔治·玻尔（George Perle，1955）和艾里奥特·安托克莱茨（Elliott Antokoletz，1984）专注于通过反对称轴方式标记音调中点的方法，其他人则认为巴托克作品的对称轴属于无调性。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n，1988）认为，非对称性通常是无调性音乐的副产品，是二元转换形成的和弦形式。非调性理论还促进了探索多调式半音体系，程式化设置，特殊样式以及其他大型集合类理论，如平均律十二音体系，八声音阶形式（包括阿尔法和弦），自然音阶和七音阶体系，并较少用于完整音阶和原始五音阶体系。

 

他很少主动使用简单的合奏来塑造音乐结构，尽管有一些著名的例子，例如《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中的第二个主题，他对此评论称 “希望向勋伯格（Schoenberg）展示可以使用全部十二种音调并且仍然保留调性”。更详细地看，在他的《第二弦乐四重奏》最后一个乐章的前八个小节中，所有音符在第8小节的最后一排上首次以第十二个（G♭）音色逐渐聚拢，标志着第一部分的结束。在《第三弦乐四重奏》开篇的分配上，伴奏（弦乐）为C♯–D–D♯–E ，而其余的音高等级则用于旋律（小提琴1），更常见的是7–35（自然音阶或“白键”合集）和5–35（五声音阶或“黑键”合集），就如同在《即兴匈牙利民歌八首》中第六首那样。在这首作品里，首要主题放在左手的黑键，而右手伴随着白键三和弦。在《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50-51小节中，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演奏黑键和弦，而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演奏渐进的自然音阶。另一方面，从最早的《钢琴组曲》作品第14号（1914）时期，他也偶尔采用一种基于复合音程循环的序列音乐主义，其中一些周期进行了最大化分布和多聚合式循环。艾尔诺·兰德威（Ernő Lendvai）分析巴托克的作品是基于两个相对的音调系统，即音阶和轴心系统，并将黄金分割作为其结构原理。

 

米尔顿·巴比特（Milton Babbitt）在1949年对巴托克弦乐四重奏的评论中，批评他针对每个独立乐章使用调性和非调性方法。巴比特指出，“巴托克的解决方案是一个特定的解决方案，不能被复制”。巴托克使用“两种组织原则”（用于大规模关系的语调和用于时时刻刻主题元素的特定片段法）在巴比特看来是个问题，他担心“高度衰减的音调”需要使用极端的非谐调方法来创建一种完结的感觉。

 

目录和作品编号

 

巴托克的作品编目有些复杂。 他共为其作品分配了三次作品编号，并在1921年以编号为OP21的《第一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作为结束。由于难以对原生作品和民族音乐合集，以及主要作品和次要作品进行区分，他放弃了这一尝试。自从他去世后，世人尝试进行了三次编目（两次完整尝试和一次部分尝试）。第一个，也是使用最广泛的是塞祖尔西·安德拉斯（András Szőllősy）的时间顺序排列，从Sz.1号到Sz.121号。丹尼斯·迪勒（Denijs Dille）随后对其少年时期作品（Sz.1-25）根据主题重新进行了排列，编号为DD1-77。最新的编目是由拉斯洛·寿法伊（László Somfai）完成，这是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索引，其编号为BB1-129，并根据巴托克主题目录进行了修正。 2016年1月1日，他的工作成果被纳入欧盟版权体系。

 

唱片目录

 

巴托克与志趣相投的柯达伊一起展开了广泛的实地研究采风，以寻找匈牙利马扎尔、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地区流传的民间旋律。起初他们会手工记录旋律，后来开始使用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发明的蜡桶录音机。这些年来，巴托克的现场录音、访谈和原始钢琴演奏的合辑已经发行，主要由匈牙利唱片公司Hungaroton发行：

 

• 巴托克·贝拉， 1994年，《Bartók at the Piano》，Hungaroton 12326，6-CD合辑。
• 巴托克·贝拉， 1995a， 《Bartók Plays Bartók – Bartók at the Piano》， Pearl 9166，CD录制。
• 巴托克·贝拉， 1995b，《Bartók Recordings from Private Collections》，Hungaroton 12334。CD录制。
• 巴托克·贝拉， 2003年， 《Bartók Plays Bartók》，Pearl179，CD录制。
• 巴托克·贝拉， 2007年，《Bartók: Contrasts, Mikrokosmos》， Membran/Documents 223546，CD录制。
• 巴托克·贝拉， 2008年，《Bartók Plays Bartók》，Urania 340， CD录制。
• 巴托克·贝拉， 2016年，《Bartók the Pianist》， Hungaroton HCD32790-91，双CD合辑，包括巴托克、多梅尼科·斯卡拉蒂、柯达伊以及李斯特的作品

 

坦塔拉唱片公司（Tantara Records）于2014年发行了两个中提琴的现场录音和录音合辑。

 

2016年3月18日，Decca Classics发行了《巴托克·贝拉：完整作品集》，这是巴托克所有作品的首次完整汇编，包括从未录制过的早期钢琴和声乐作品的新唱片。但是，这份32碟片合辑中没有作曲家自己演奏的曲目。

来源